在澳洲,比疫情更严重的可能是华人的处境

我摘掉口罩,低着头,匆匆地穿过停车场。不远处,几个白人聚在一起抽烟。我没有与他们对视。车门落锁的那一刻,我长舒一口气:现在安全了。

在国内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的一月,我正在悉尼找工作。南半球夏天的尾声如逐渐拉长的慢板,在波澜不惊的节奏里终结了肆虐数月、百年不遇的山火。那段日子里,远在国内的父母每天都守着新闻频道,询问我和孩子们在澳洲是否安好;难预料不过数日,就变成我一天几次地刷新闻,告诫他们警惕正在爆发的新冠疫情。

从圣诞节直到次年三月份,都是澳洲传统的招聘淡季。企业放出的职位数量锐减,LinkedIn上的招聘广告更新得越来越慢。HR们拖家带口地登上邮轮和飞机,去往世界各地享受假期。这个时间点,对于我——这个已过而立之年、有两个幼小的孩子、来澳尚且不足五年的新移民来说,都不是求职的好时机。

关闭的海滩

很多在澳华人都有自己的生意,而我和老公都是公司职员,每一分开支都源自我们的薪水。我以前没意识到,突如其来的失业,会让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,尤其房贷的压力骤然凸显。老公的薪水虽然不错,但交的税非常高,拿到手的钱也不足以让我们这个六口之家继续舒服地生活。于是,我把“找工作”当成了自己的工作,修改简历、申请职位、约见中介、参加面试,在悉尼城里奔波往复。

出国五年,我从未像现在这样,为大洋彼岸的祖国同胞感到担忧。各种消息听在耳边,各种故事也不断上演。在澳华人企业和团体开始大批购买医疗物资运往国内(后来在澳洲疫情爆发时,华人企业因此受到澳洲媒体穷追不舍的抨击)。微信群里,给武汉捐款的接龙也越来越长。

找工作的焦虑,与国内疫情的曲线一起,不断攀升。本想去澳洲本土大企业,但如我这样曾在国内炙手可热的求职者,换个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种情状。除了自己“新移民”的身份会增加企业的文化认同顾虑,还有一重顾虑就是——我的亚洲面孔。

二月初,已经有个别病例陆续输入澳洲。亚裔,尤其像我这样二十七八岁才移民的年轻人,想去本土大企业找工作本来就是一件难事;加之中国的疫情愈加严重,我很担心自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。我不得不尽快调整目标,只求薪金匹配、专业合适的西人公司,放弃了想进大企业的念头。幸运的是,多数澳洲人以为新冠疫情远在天边,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甚了解,对我这张亚洲脸也还没有特别的“忌讳”。

在中介的帮助下,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并迅速入职。那时我不曾预料到,如果再晚几周,我很可能今年一年都找不到工作了。

说起来我已经三年多没有回国,生完二胎后也没有机会带回国去给父母看一眼。公婆在悉尼帮我带了近一年的孩子,他们的签证三月中旬就到期了。我本来计划春节期间全家一起回去,正月十五之后再带着父母过来。眼看着武汉的确诊数字越来越长,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,我们只好推迟了回国计划。

我知道我今年又不能回国了。新工作的试用期是六个月,要想保住工作,转正之前我必须乖乖呆在澳洲。很快,澳洲政府就替我们所有人做了安排。二月上旬,澳洲发布了对中国游客的旅行禁令,所有非澳籍、非永久居民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入境澳洲。

华人圈子炸锅了。本来是旺季的中国春节,航空和旅游业的生意首当其冲地泡汤了。回国过年的留学生不得不计划着如何“曲线回澳”。中澳两国的春节庆典活动也取消了。华人媒体还在批评澳洲只禁中国,不禁日韩。

我父母的机票半年前就买好了,计划三月中旬飞悉尼,与公婆换班带孩子。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成行。中国禁令是每两周一次评估,后来变成每周一次,所以我们周一到周四看新闻、听广播,周五便巴巴等着总理发表讲话。

禁令一再延期。澳洲不仅没有对中国解禁,还禁了伊朗和意大利。我们不能再等了,于是找了移民中介,咨询是否可以延长公婆的签证。他们的签证上面明确写着“不得延签”以及“18个月内不得停留超过12个月”的附加条件,但我们还是想试一试。如果不能获批,他们很快就得离境,而我父母又不能入境,那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?我不得不给孩子紧急找个托儿所,支付每天一百澳元(约人民币五百多)的高昂费用。如果没有老人帮我带孩子,我和老公势必有一人没办法再工作了。

移民中介说希望不大,只能一试,先逐个申请移除两个附加条件,通过之后再办理延期。我马上写了申请,极力陈述父母不能如期来澳、公婆不应该奔赴疫区、我和老公不能丢工作。想必移民局业务量剧增,类似我们这样的情况,华人中不在少数。我们先获得了28天的过桥签证,准许暂时居住,等待签证被批或被拒。

同时,武汉封城,中国封境,我收到了南航的短信,说父母来澳的航班已经取消,请尽快申请退票。过年那几天,爸妈已经把行李收好了。给儿子买的小衣服和小鞋子,给女儿买的绘本和玩具,都整整齐齐装在了箱子里。我妈叹气道,你总说现在地球变小了,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们就能见面,事实上澳洲还是很远的,来一回还要办签证、做体检,不是想见就能见。再晚几个月,孩子的鞋子就穿不下了。

特殊时期,自然是彼此的安康最重要;疫情退去后,何愁见不到面。我这样想着,但这次疫情来势汹汹,家里不是老人、就是孩子,谁也不知道不幸是否会突然降临。

女儿所在的幼儿园里,多数都是华人小孩。虽然政府禁止中国公民入境,但澳籍和永久居民还是可以自由往来,只是在过去两周有过中国旅行史的人,需要在家隔离14天。

一次去接孩子,我照例询问了一个华人老师,有没有海外回来的小朋友。她不无担忧地说,有一个从澳门回来的小孩,上午老人送来的时候,我们说需要隔离14天,孩子被带回去了;下午孩子又被妈妈气冲冲地送了回来。华人老师无奈地说,这位家长还投诉到了园长那里,说自己交了钱理应得到托儿服务。中国老师只有三个,其他十来个澳洲老师也觉得她们反应过激。

不仅如此,另一个华人老师戴了口罩,还被勒令摘掉,说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

这里的幼儿园按天计费,不去也要交钱;即使有政府补贴,我们一个月也要交1300澳元(人民币近6500元)。我给当医生的朋友打了电话,她说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去上学了。也许这个时期,只有在一线的医生才知道疫情不是儿戏,而广大的澳洲人依然觉得病毒只会找亚洲人,对华人社区的警告不屑一顾。我真担心这样下去,澳洲就是第二个意大利。

在我给幼儿园打电话的时候,已经有一些孩子退学了。接电话的是五十多岁的园长助理。我询问了幼儿园是否有计划关闭,是否有为孩子测量体温,是否有减免费用的计划。没说几句,这位为人和善的阿姨开始情绪激动。

“我理解你想减掉入学天数甚至退学的想法”,她说: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听卫生部和教育部指挥,现在我们必须开着。但是,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来上学了。”

她絮说了很多,言语中充满着焦虑和伤感。“这所幼儿园已经服务社区四十多年了,我没想到再过几周它可能就要被迫关闭,永远消失了。”

我想起微信群里,家长们讨论着如何与园长谈判、给她们施压,也描述了最后一天接孩子的时候,几个年轻的老师哭着跟孩子说再见的场景。我最终也没有忍心退学,而是把一周五天改成了一周两天。

下班回家,听孩子爷爷说在街上遇到了幼儿园的一个华人老师,几天前已经被裁员了。她可是女儿最喜欢的老师啊。

我的新公司有四十多人,只有我和另一个部门叫Cathy的女孩是中国人。她比我早入职两个月,也还在试用期内;家里有一个三四岁的儿子,也是老人帮着看。

中午休息的时候,我们经常一起吃饭,用中文聊天。旁边的西人同事也聚在一起刷Facebook和Twitter,聊时事谈八卦,不时迸发出吵人的笑声。此时,中国已经全面封境,伊朗和意大利依次沦陷,日本为了奥运会继续嘴硬,英国的“群体免疫”备受批评,新西兰禁止邮轮靠岸,美国忙着做各种对全球疫情没有帮助的事情。

在澳洲,大片的餐馆已经倒闭,企业开始成千成万地裁员,各行各业失业的人数与日俱增。政府会议不断,社会群体吵成一锅粥,与总理意见不同的州长们公开叫板、各行其是。三月中旬,澳洲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澳籍人士入境——在中国疫情已经快要结束之时,我们总算“封国”了。

排队在政府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

华人群体急坏了。我们知道这次疫情不是“大号流感”,不是年轻人免疫,不是亚洲专有;我们也知道戴口罩至关重要,但依然没有人戴口罩。在西方观念里,戴口罩的人就是病人;如果没病就不需要戴口罩。于是澳洲社会很自然地分为了两个阵营:一边是大声疾呼、不断请愿的华人,一边是我行我素、不戴口罩的西人。

父母不断叮嘱我,不管别人如何,你一定要戴口罩。但是,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若无其事,如果就我戴口罩,会被认为是生病了而劝回家休息的。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,即使铤而走险。

Cathy显然比我勇敢。一天早上,她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进了办公室,说:“孩子都不去上学了,老人也不敢出门,但是我每天还在外面跑,他们的隔离有什么意义。”

午饭时间,我又见到了她,她已经摘掉了口罩。我问怎么回事,她说:“压力太大了。一上午好几个人过来问我怎么了,主管跟我说不舒服可以请假。另外戴着口罩也影响沟通,我打电话客户也听不清我说什么。”

我们边吃边聊。旁边的同事看着手机哈哈大笑。我瞥了一眼,屏幕上是一张调侃疫情的图片——调侃的对象是中国,我还看到了F开头的单词。

我问Cathy:“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”?

Cathy说:“你能说什么?就当没看见吧。”

可能是顾虑我们,同事很快关掉了图片。我心里很不舒服。几年前刚到澳洲时,我也经常跟Facebook上出言不逊的网友争论;如今我已经很少这样做了。

我的处境跟Cathy一样。早在几周前,我老公的公司已经开了会,就远程办公的事情做了安排。二月底开始,他就在家上班了;孩子们也都留在家里,老人出门买菜都是口罩手套全副武装,只有我一个人出入写字楼。

我想,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我自己隔离起来?想来想去,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。家里只有一套房子,住酒店太贵,何况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。所以我每天不停地洗手,避免和同事交谈、吃饭,但脸上还要装作跟他们一样地镇定自若。我盼着总理什么时候能强制企业必须在家上班,这样家人才算真的安全了。

我们的生活,被疫情新闻切割成块。

华人媒体——那些头部微信号更新得更加频繁。除了疫情数字,一些华人受攻击的消息也不时出现。悉尼地铁上,戴口罩的小伙子被白人妇女辱骂;珀斯校外,留学生被不明身份的男子殴打;墨尔本街头,女孩被吐口水、扯头发;甚至有华人的车被点燃,烧得只剩一半……辱华标语也不时出现。有两个华人小伙子暂停了工作,每天载着水枪和油漆桶到处转悠,看见这样的标语就上去清理。

新公司离家很近,每天只需要开车15分钟就能到。因为是新员工,我没有公司楼下的停车位,而是得步行10分钟去一个公共停车场。

公司的车位在停车楼的顶层。因为是外部人员,没有电梯卡,每次我都得从入口进去,绕着车道一圈圈走到顶层。以前不觉得有什么,现在却不得不跟白人同事结伴而行,独自经过时也得倍加小心。到了入口处,我摘掉口罩,低着头,匆匆地穿过停车场。不远处,几个白人聚在一起抽烟。我没有与他们对视。车门落锁的那一刻,我长舒一口气:现在安全了。

回家路上,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总理的讲话:如何带领澳洲应对疫情,如何拨款挽救经济。停车等红灯的时候,望着眼前经过的行人,我忽然担心有人会冲着车里的这张中国脸,竖起中指。

有个朋友说,要送孩子和老人回国去“躲一躲”,一直到澳洲疫情结束。这时,澳洲已经取消了90%的航班,州和领地也各自封了边界。仅有的几个往返中国的航班,机票价格已经涨了好几倍,一票难求。

我也曾萌生过把老人孩子送回去的念头。但是路途遥远,我不放心;两国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正常航班。更重要的是,两个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的,回国需要办中国签证,而现在领事馆已经不再接受签证申请了。就算我们想回国,也回不去了。

疫情对澳洲经济的影响,很直接地体现在了澳元的表现上。这几年,人民币兑澳元的汇率一直在5上下波动。华人们会伺机而动,在汇率低的时候,把银行、微信、支付宝账户里的人民币,通过外汇公司兑换成澳币,赚取汇率差,此时小数点后每一位的细微变化都举足轻重。

三月下旬的某一天,澳币忽然暴跌到了3.91,据说这样低的汇率上一次发生在二战时期。我和老公紧急打了几个电话,又联系了国内的家人,让他们打车去银行给我的人民币账户转帐;之后联系悉尼的外汇公司要求换汇。心急火燎地过了大半天,老公终于来电说,外汇公司已经没有配额了,因为换钱的人实在太多了!他又问了其他几家外汇公司,一律满额。仅仅过了一晚,汇率便回升到4.2,接着又开始向着5一点点上升。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在朋友圈被刷屏,那些因为没有及时换钱而哭晕在厕所的华人,我们也是其中一家。

三月底,老公收到公司的通知:全球各个分公司,高管停薪、中层减半,普通员工奖金推迟发放、所有升职申请一律暂停。六月份就是财年底,按照澳洲传统,公司需要涨一定百分比的工资来应对通胀,可想而知这个也取消了。

没过多久,新的政策又出来了——裁员。所有临时合同的员工一律裁撤。他们组一个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也被迫离开。

今年五月,老公在这个公司工作就要满十年了。按照劳动法可以多拿三个月的薪水,或者有薪假期。之前我们已经计划好,等他拿到这笔钱就换工作,而现在,能够不被裁员已是万幸,何况澳洲已经不允许两人以上共处一室,哪还有工作可以找。此前,他的部门经理已经帮他把升职报告交上去了,疫情结束前应该是听不到回音了。

不出一周,新政策又出来了。公司让员工自愿减少工作时间,每周可以工作二到四天。如果是四天,可以拿到90%的薪水。我们商量后,还是决定不报名。10%的钱也很重要。

他们公司的主要客户是航空企业,可想而知,股价大跌。但毕竟是跨国大公司,一切流程还比较缓和。而我就没那么多选择的余地了。

三月的某个周六的下午,我忽然接到了老板的电话,他说总理刚刚发表讲话需要关停所有非必需的经营,我们公司很可能要开始在家上班了。他问我是否愿意在家上班,家里是否有电脑。我顺着他一起抱怨了总理的决定“很疯狂”,但挂掉电话后,我欣喜若狂地开始收拾书桌、清理电脑,为远程办公作准备。

在家工作仅两周,公司的新政策出来了:工作时间从五天减少到三天。自然,薪水也减少40%。我还是试用期的员工,又是澳洲职场地位较低的华人,如果有一天公司裁员,那我是首当其冲。同组里另一个女孩也是新员工,但她是澳洲当地人。即便拥有地域优势,她也很紧张自己会职位不保。澳洲人没有储蓄的习惯,大约有50%的澳洲人银行户头里连1000澳元的现金都没有,无怪乎经济稍有动荡,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就能挤爆政府办公楼的大门。

除去医疗物资外,澳洲的生活物资也暂时出现短缺,超市连厕纸都开始限购,但依然有华人代购抢奶粉甚至和上前阻止的顾客大打出手。视频一经发布到Facebook,华人群体再次被推向舆论的浪尖。

疫情初期,疯狂抢厕纸的澳洲人

四月的一次讲话中,总理说了一句“感谢华人在疫情初期对控制蔓延所作的贡献”。确实,最先预警的是这个群体, 闭门不出的也是这个群体。如果我们像西人一样,不顾指数增长的确诊数字依然聚集在邦迪海滩,那么澳洲现在的疫情不堪设想。

第二天,不出意外地,没有一家当地媒体报道总理的这句话。全澳2400万人口,华人只有120万;我们的意见不被主流社会听取,更没有权威媒体为我们发声。

走笔至此,我惊讶地发现,二月到四月竟如此漫长,仿佛已经过了半年之久,也许这就是所谓的“度日如年”。有时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,一脸天真地坐在一起玩耍,对窗外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,我就不由伤心。2020本该是多么圆满的一年啊。

如今,北半球春暖花开,我所熟悉的城市一个个都开始复工复产,而南半球的秋天才刚刚来临。我们还需要以强大的内心,应对纷至沓来的那些未知。

广告专区